几天后我们离开了基拉韦厄火山，前往荒凉的莫纳克亚火山山顶。那是位于夏威夷岛另一侧的一座盾状休眠火山。

我们在海拔9000英尺的高度停下来休息了几个小时，以适应高海拔环境，之后继续爬向海拔1.4万英尺、空气中含氧量比海平面低40%的山顶，在上山途中，我们先是越过了林木线，之后又依次通过了灌木带和苔原带，最后我们都快爬到了云层的上方。那里目之所及都是灰、红、黑这些颜色，有些地方还泛着紫色的光泽。

那里遍布碎片、火山灰和火山渣锥，就像是这个世界结了痂的一块伤疤。有一天，当大家都在吃午饭的时候，我漫步到一处山脊去远眺周围的景色。那里遍布的不再是凝固了的火山熔岩，取而代之的则是火山碎屑和火山灰。

行进途中，我漫不经心地踢着脚下的石块。直到我的鞋尖踢翻了一块特别大的石头时，我才向下瞥了一眼。当我的目光落到我的脚上时，我大吃一惊。在那块坚硬的黑色石头的拱侧，生长着一小株蕨类植物，它那桀骜的绿色卷须在空气中颤动着。

在那片到处是破碎的静寂之地竟还有这样细小的生命。我蹲下身来，细细地端详着，视线一直被它吸引。这是我早已离开的世界的一个碎片，是我童年的一部分。每年夏天，在哈扎德以南约30千米的派恩山，姐姐和我都会从岔路跑到小径上，然后冲进山月桂树和杜鹃花丛中。

我们会沿着一段有生命的阶梯爬下来——那是一棵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的北美鹅掌楸，它已经倾倒在峡谷里，却没有死去，而是依靠倒挂着的树根存活着，即便它巨大的树干上已被手工凿出了阶梯。那些美丽的、存在着生命气息的台阶将我们带入铁杉溪谷，在那里我们跟随着溪水的欢鸣来到满是蕨类植物的丛林中央。

我们在蕨叶丛中找到了一块长满苔藓的石头，坐在那上面等着气喘吁吁的父亲和母亲追过来。那里的蕨类植物有的比我们都要高，有的却还不如手指甲大。它们的叶片都有着复杂的图案，伸展开来交织在了一起，构成了我所见过的最为苍翠的交响曲。

然而，那株独自生长在火山上的蕨类植物却更引人注目，那简直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胜利。我就在那里一直看着它，过了很久都没有离开，直到其他人都不得不过来找我。我把它展示给了他们，却无法用言语形容它的美丽和意义。不知怎的我无法告诉他们，那株蜷缩在岩石下克服各种困境倔强生长的蕨类植物，正代表着我们所有人。

即使我没有办法描述清楚，但我当时依稀感觉到，并且如今已经确信无疑的是，在那一刻有什么东西指引我成为一名行星科学家。就是那次旅途中，我开始有了在宇宙中探索生命的想法。忽然间，我知道了什么是哪怕上天入海我也会去追寻的东西。

那不是名声，不是荣耀，也不是什么冒险的感觉，而是在最深的夜晚寻找最微弱的呼吸，是有机会消弭人类与宇宙中其他生命之间的空隙。在那次旅途中我开始意识到，就像人们利用火星探路者号所做的一样，这样一种探寻的过程可能会告诉我最多，并且让我有机会能够去理解最深的奥秘。

经过那次发现蕨类植物的经历，我也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微小、脆弱却值得栽培的东西。当我从夏威夷岛回到圣路易斯后，我把一大块火山岩交给了我最好的朋友，它成了她桌上收集到的众多岩石中的一块。她的收集品十分混杂——这里一块浮石，那里一块砂岩——但这块火山岩告诉她我正在寻找我的方向。

对我而言，我不禁觉得这块石头看起来有点像阿瑞斯谷，散布着这个已知世界的碎片。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像是一名真正的探索者。上大学二年级时，我在一个数千人参加的科学会议上第一次看到了由“火星全球探勘者号”收集的数据所绘制而成的色彩斑斓的新火星地图。

我和其他一些本科生一起坐在拥挤的会议厅里，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名为玛丽亚·祖伯（MariaZuber）的教授走到了房间前面。她站在讲台后面，身形小得不可思议。随着栩栩如生的幻灯片，她开始了自己的演讲。我记得在她刚开始演讲的时候我有些分心。

她的声音充斥于整个大厅，听起来有一些奇怪，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我还对此感到有些困惑。当我想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刚才的感觉时，我不由得挺直了腰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位女士做关于行星科学的报告演讲。我早已习惯于在大型会议上听男士们侃侃而谈，以至于听到女士的声音都感到有些不大习惯。

当我开始集中注意力听她的演讲时，我意识到玛丽亚正在对这一科学任务做十分精彩的阐述——比我之前听过的都好。她的自信和热情散发出来，所有听众都被带入其中。我坐在那里，忽然意识到我们在这一群男性科学家中作为女性的共同身份。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就好像她是在为我及会议厅里其他有抱负的女士演讲一样。

之后她把幻灯片切换到那张宏伟的火星地图。她停顿了片刻，让这张地图在她身后的屏幕上停留了一会儿，好像她知道这张地图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她给了我们所有人时间来沉浸其中，来体会这张地图与之前的那些是多么的不同。

通常以肉桂色呈现的火星表面如今被彩虹般的色彩所覆盖，壮丽地描绘出地形轮廓。峡谷、裂口和螺旋状的槽谷刻在色彩斑斓的表面上，火星的北半球如同地球的深海平原一般平坦——这是火星上古代海洋存在的诱人证据。

在冰盖边缘的下方有连续的亮条带和暗条带交替出现的图案，这不仅记录了火星上的季节更替，也记录了长期的气候模式。从没有人见过这般模样的火星，一个我们仿佛触手可及的地方。她的色彩渲染使这个星球变成了精美的浮雕，把二维图像变成了三维图案。

经线从极点弯曲延伸下来，如同一条条铅条穿过多彩的球体。在这个昏暗的房间里，这张火星地图如同教堂的窗户般照耀着我。无论是对于NASA还是玛丽亚来讲，这张火星地图的问世都花费了很长的时间。用于收集数据的仪器被称为MOLA，是火星轨道激光测高仪的代号，这个词语有时也代表一类“奇怪的大型海洋鱼类”。

作为NASA的一个被称为“火星观察者号”任务的一部分，MOLA最初于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这个航天器本来是“行星观察者”序列中的第一台，这是一系列基于商业通信卫星的轨道飞行器，NASA可以通过一项固定合同购买。

该任务计划利用已经将航天员运送到近地轨道的航天飞机对轨道飞行器进行发射。火星观察者号任务对于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玛丽亚来说是一项重大突破，那是她第一次有机会从事与一台飞向火星的航天器相关的工作。

她在宾夕法尼亚州卡本县的煤田中长大，那里的繁荣和经济发展已经因为煤矿开采量的下降而日渐衰退。她家里没人上过大学，她的父母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像她一样在学校里待那么长的时间。

但她从小就对太空着迷，她会指着电视上火箭发射的画面在她的儿童游戏围栏里跳上跳下，甚至还喜欢上了电视镜头里的任务控制中心。当她稍微长大一些，她开始没完没了地看《星际迷航》——她迷上了乌乎拉中尉——而且只要一有时间就会跑到祖父的旧车库里和祖父待在一起。她的祖父上完八年级就离开了学校，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身患黑肺病，饱受失业之苦。

有一次他把自己微薄的收入省下来买了一台望远镜。那时玛丽亚不知道这件事，因为那台望远镜已经不在了。但是她的祖父学会了自己做望远镜，还把这手艺教给了孙女。当玛丽亚10岁的时候，她已经学会如何打磨镜片了。

她会在自家的后院里把那些镜片组装起来，然后在那儿站好几个钟头去观察夜空，哪怕经常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作为一名州警察的五个孩子之一，家里没有多少钱可以供她上大学。当她高中快毕业的时候，她的辅导员鼓励她向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申请奖学金。

经过选拔之后，奖学金委员会给她的辅导员打电话，建议她去宾夕法尼亚大学。那年秋天，玛丽亚入学了，为了维持生计，她在费城富兰克林研究所帮游客操作望远镜。1986年，当她从布朗大学博士毕业时，她成了她的高中里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人。读研究生时，玛丽亚的研究方向是行星演化的理论模型。

用于模型验证的一些数据集没有办法获取，于是她决定自己去收集。后来，她进入NASA的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工作。作为一名新研究员，她和团队一起负责研制火星观察者号上面的一台仪器。那是一台雷达测高仪，可以通过测量火星地形的高度和深度对火星地表景观进行测定。

然而在载着七名宇航员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解体之后，NASA暂停了这项任务。火星观察者号的发射推迟了几年时间。很快，为了控制不断增加的成本，上面的很多仪器设备都被陆续放弃了。尽管NASA还是希望测高仪能够随火星观察者号一起升空，但已经没有资金来维持这台仪器的制造了。他们宣布进行公开竞标以选择价格更为低廉的测高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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