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张关于荔枝价格的截图，火了。

不用看，饶是这种价格，不定个闹钟起个大早，你也是抢不到的。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些抢到盒马荔枝的朋友，可能已经体会到了一千多年前，玄宗和玉环的那种优越感。

我也看到，在盒马，88元一个的小西瓜从来都是秒光；40块钱15枚的鸡蛋，我几次加到购物车，咬咬牙最终还是没有下单。当然，30一升的牛奶、29一根的香肠我吃了，相对能够接受。

我有一个感受，可能很多上海人也有：最近一段时间，盒马变得比较容易抢了，除了中午增加了一次抢购机会，其他时段零零星星还能捡到不少。

疫情之下，很多上海人都花了不少高价，小小荔枝，只是一个有限的局部反映。这在封控的特殊时期，似乎又很无奈。

我当然知道，就是放在平时，盒马相对其他商超，也是比较贵的。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只是，上海盒马相对此前的上海盒马，上海盒马相对其他城市的盒马，又贵了一层。

我相信，盒马的贵，自然有它的道理，有品质和服务的因素，但是同种商品，相对其他城市高出夸张的价格，恐怕也不是盒马自个儿能够控制的了的。

坦白说，有的卖，资金链和供应链都还没有断的平台，我们还是要好好珍惜，不能等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这不，一大早我就看到一则令人沮丧的通知：

最近一段时间，类似的通知想必你也看到过很多了。那些消失甚至永远消失的企业，它们虽不是生命，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又胜似生命。因为它们连接着很多人的生计，而生计，又是很多生命体面存在的前提。

就以武汉宝力臣为例，我查了查，资料里说，宝力臣食品有员工近300人。

当然，我不否认这些企业或许多多少少都有自身的因素，疫情可能是个加速器，但是我们不能用“为什么别的企业就能活下来，你不行？”去送别它，就好比我们不能用类似的话去送别一个人。

也有人会说，上海人有钱，你们多花一点又怎么了？还有这种：“不吃荔枝会死吗？杨贵妃就是太爱吃荔枝死的……”

说这种话的人，半辈子或者一辈子都没能活明白。举个很细节却又鲜被察觉和提及的例子：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

对已经发生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的特定区域的人员，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实施隔离措施，并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接到报告的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即时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上级人民政府作出不予批准决定的，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立即解除隔离措施。

在隔离期间，实施隔离措施的人民政府应当对被隔离人员提供生活保障；被隔离人员有工作单位的，所在单位不得停止支付其隔离期间的工作报酬。

这是法定义务。

其实想想道理也很明了，这无非是谁主张谁负责的选择。既然做出了隔离封控的决策，就要为其后果负责。封控之下民众的吃食，理所应当应该得到政府的保障，而且应该是正常的保障。

所以，也不要去宣传什么爱心大礼包、政府福利。这是政府应尽的义务，而不是什么锦上添花，更不是施舍。索要和接受的民众，也都不必有受惠感，或者激发出莫名其妙的感恩戴德来，那些都是你应得的。

只是这高价，似乎不是应得的。

毕竟，对于很多人来，单是静止，就已经是莫大的损失了。

最后说个好消息：今天，盒马调低了荔枝的价格，55元/9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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